从一九八八年那次回国算起，至今已有十年没回去了。而今年回去使我有机会看到中国十年间发展变化的一个横切面，看到一九八八年与一九九九年的两个完全不同的图景。
前年和去年我都曾准备回国看看，都因工作关系没有成行，今年一月份终於下决心将工作停下来，回去看了看我近八十岁的母亲。老人说：孩子老婆没带回来，不算数。於是八月放暑假，我们全家又回去了一次。在国庆前夕接受邀请，回去参加五十周年大典庆祝活动，这样，一年间回去了三次。
(一)
三次回国到了许多地方。除了北京，还去了上海、南京、杭州、苏州、宁波、泰安，见到了过去上学、插队以及工作时的许多朋友，对国内各个层面有了比较广泛的接触。三次回国的基本印象是，从城乡的基本建设，包括住宅、写字楼等民用及商业建筑，以及铁路、桥梁、地铁、高速公路、电讯事业，机场等，可以用“翻天覆地”四个字来形容。尤其是北京和上海，看上去与纽约曼哈顿差不了多少。年初第一次到北京，从机场开车一直到家门口，沿途都已经不认识了。只有进了四合院的家门以後，才感到真的是回到了阔别的家乡。
我刚到美国时，曾非常惊叹这里的高速公路之发达，天空之蓝、绿化之好。我当时对朋友们说，美国的高速公路，如同中国的万里长城，很了不起。这次回到中国，发现国内的高速公路修得几乎与美国差不多，沿途的设施、加油站、收费站包括栏杆、路牌，都与美国的一模一样，而所花的时间不过四、五年。走了这几个大都市，很少听到停电的事，由於发电设施的改进，如今城市里基本没有缺电的问题。政府在基本建设方面确实下了很大的功夫，也很有成效，各地的官员也把这一点作为自己政绩的标志。
从百姓日常生活的层面上看，无论是北京、南京、上海、宁波这样的大城市，还是山东农村的集镇，商品都是极大丰富，包括饼干、糖果食品在内，都是很精致的小包装，象美国超级市场一样。其品种之多简直无法想象，与我十年前出国时简直不可同日而语。商品种类、花样以及商场数量，绝对够得上一个消费社会。你已经很少能看到排队的现象。
电信事业的发达，也令我感到惊讶。你在街上、汽车上，摆小摊的、自由市场卖东西的，人手一个手机。从城市到农村，到处可以看到无线电话。在我认识的朋友中，有一多半都上网，都有电子信箱地址。在资讯的享用上，只要你具备物质条件，基本上没有什麽限制。任何在美国能够看到的东西，在中国都可以看到。
落後国家有一个好处，可以後来者居上。既然四合院改造很困难，铺设电话线很困难，就跳过这个阶段，不装有线电话，直接进入无线电话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落後也是一种动力，可以直接采用最先进的技术。象家用电器，中国基本上跳过了录像机而直接进入了光碟影像机阶段。
在美国，你可以看到家家户户基本上还是录像机，光盘并不普及。因为他们每家都有几十盘甚至上百盘录像带，所以更新换代的动力不大。街上的录像带店也都维持着传统模式。
多年没回国的人，都会有这样一个印象：中国的经济建设、市政建设、物质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变化，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巨大变化。由於我做房地产，所以比较关心房屋建筑。我在国内看了许多高中档的建筑材料商店，销售方式基本上同美国一样，连商店的装潢颜色都一样。美国有一个店叫 HOME DEPOT，中国则有一个 HOME WAY。连工作人员穿的小围裙，都是桔黄色的，与美国一样。
中国人很聪明，一开始就瞄准世界上最先进的东西。你搞什麽，我也搞什麽，一步到位，而且气派很大，不是小打小闹因陋就简，二十要搞就搞大的，好的。上海浦东以前是一片农田，短短几年一座现代化的新城拔地而起。苏州的郊区，小洋楼盖得比美国的百万豪宅还要漂亮，都是大屋顶、西洋式。内部装修的材料与美国市场上见到的一模一样。卧室、卫生间、起居室、餐厅、厨房的设计也一模一样，连房间里的灯都非常的相象。相象的原因在於这些年外资企业的发展，很多外国的原材料、生活用品都拿到中国做，在做的过程中，把中国的轻工业也带动起来了。
作为一个十年没有回家的人，感觉大城市的郊区，比城市里的人们生活得还好，因为他们有地，有产业，发展的馀地比较大。象北京和上海郊区，许多家庭不仅住房很漂亮，而且还有自己汽车。老百姓的服装花样也很多。到江浙、山东半岛、北京、上海看一看，你的感觉是这些地方基本上已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，与美国，欧洲没有太大区别。那儿超级市场、餐馆、旅馆、银行、邮电局、机场、火车站、包括中小学校舍都很漂亮。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已从几个经济开发区扩展到沿海十几个省，变化是很明显的。
(二)
第二是人们的精神状态和社会意识的变化。就象当年中国报刊报道美国到处有凶杀、吸毒、性病、同性恋一样，在美国看到的港台报刊，报道上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盲点。你来到美国会发现周围生活中并不是那个样子。同样，在国外住久的人，回到中国也会有同样的感觉。海外报刊描绘中国贪官污吏、盲流遍地、灯红酒绿、刑事犯罪……，实际上在你的生活中并没那麽严重。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还是一片安祥，让你感觉很温馨很舒服，邻里关系很融洽。
在中国，人与人之间的人情味要比海外浓得多的多。同事之间，朋友之间，亲属之间，亲情溢於言表。不仅我有这样的感受，连我的女儿 也一样。她五岁离开中国，今年八月份随我回去，第一个星期，她的感受是那里的厕所很赃，空气污染，街上到处都是人，行车也不讲交通规则。但第二个星期，她的感受改变了：越来越喜欢这个地方，有很多亲戚朋友，感觉非常舒服；这里有很多好玩的地方，任何一个东西都有很多很多年的历史；所有的东西都很便宜，你可以买任何你想要的东西。她的结论是：如果爸爸、妈妈没有把我带到美国，也许这个环境更适合於我。
海外舆论对中国报道的第二个盲点是：中国政府
对资讯控制得很严，老百姓不了解外边的情况，所以政治和社会没有什麽变化。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盲点和误区。尽管中国还保留着传统的东西，但是居住在大城市的中国人并不闭塞。我是学文科搞社会科学的，对此感受非常强烈。首先是中国的老百姓，尤其是城市里的市民阶层和知识分子，对世界的了解已达到一个相当高的程度，尤其是对美国的了解，绝对比美国人对中国的了解高出几十倍。
且不说现在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在全世界走南闯北，求学经商，单说国内老百姓资讯接受手段，比如电视频道之多，令我惊讶。在北京每月花几块钱就能接上有线电视，可以看到二十几个频道。虽然一个城市的电视台没有那麽多频道，但几乎每个省都有卫星电视，卫星电视互相转播。而且频道专业化，有新闻台、电影台、教育台、旅游台、科学探索台、地理台。最令我感到惊奇的是许多节目是直接从外国拿来的，配上中文解说和字幕。像体育频道，二十四小时转播国外的体育比赛，中国的球迷成千上万，大概和信息的传播手段有很大关系。
由於资讯发达开放，老百姓在衣食住行以及家庭布置上都受外国影响。他们可以看到外国是什麽样子，因为他们天天看外国电影、新闻。我觉得这对提高中国老百姓的文化层次、视野，生活品味都有很大好处，比政府传统的政治思想工作要强得多。另外让我吃惊的是网路，大家现在一见面，通常问的不是“你吃了没有？”或“你的电话号码是多少？”而是问“你上网了没有？你的电子信箱地址是什麽？”说中国好的、不好的、骂中国的，所有的东西在网路上都能看到。在这种情形下，很难讲中国的知识分子，包括城市里的白领、蓝领阶级不了解外面的事情。
政府封锁消息很难。如果说有，那是指政府所领导的报纸可以不登你的文章。但我觉得这不能叫新闻封锁。美国的大报在报道香港回归、江泽民主席来访时不也一样吗？你可以随便对他们的记者讲，但他们不登你的。中国总理访问波士顿时有四千人欢迎，但他们只报道有几百人的对立面。新闻事件如何刊登、是否刊登完全取决於办报人。因为是人家办的报纸，你不能说这是控制舆论。在街头，我看到许多报摊上卖大大小小的报纸，书刊，内容也是五花八门、丰富多采。老百姓在知的方面有很大的空间，当然也可能有人说这只是在中国的东南部大中城市。实际上只是中国大中城市读书看报人的绝对数量，也超过美国人口的总数。
资讯传播手段的变化，对人们知识的获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。过去，包括文革後期，民众想知道外国的事唯一办法是偷听美国之音中文台，看参考消息。除此之外没有别的途径。现在情形不同了，在网路上你几乎可以看任何东西。
一月份回国时，我的另一发现是：报摊上你可以看到海外民运人士的书。在前门大栅栏一带的地摊上，我看到了许多海外民运人士及不同政见者写的书。在美国我所能看到的，在前门一带我都看到了。但另一方面是购买此类书籍的人不多，也许是北京人看惯了这类题材，或是现在人们不喜欢这类题材，我在那里站了三十多分钟，没见到有人去买。我曾问一个卖书的外地人，这类书是在哪里印的？他告诉我在河北一个县的印刷厂印制的。他并不懂书里讲的是甚麽，只是有人告诉他这类书成本只有几块钱，摆在书摊上可卖十几块钱。
(三)
这些年的变化，使人们已经有了一个共识，中国要走改革之路。外界评论中国什麽改革派、保守派，其实并不准确。在中国，几乎没有人希望停留在六六年以前，或者七六年以前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应该说中国人人都是改革派。八八年我回国的时候，在中国应该怎麽改革问题上有很大的分歧。一种意见是先经济後政治，先从经济基础改革，从计划经济转换为市场经济，然後逐步推动社会其他层面的改革，包括政府机构，公务员和上层建筑的改革；另一种意见是象苏联那样，从政治到经济，先改革国家机器，政党，然後再去改变它的经济结构。这个争论随着“六·四”、随着苏联东欧的变化，已告一段落。
我感觉到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变化。中国目前从上到下，从官到民，在这一点上已达成了共识：中国应该在一个强有力的领导集团之下，有秩序地进行变革，而不能由於变革造成混乱，带来倒退。现在很少有人认为中国应该进行激烈的政治变革，实行政党政治，开放民主，然後就可以带来生产力、生产关系和社会经济的大发展。我认为这一点是很大的进步，目前已经很难有甚麽有甚麽横直力量能把中国的老百姓煽动起来，去革命，去推翻政府。
现在国内老百姓在谈论诸如下岗工人、三陪女问题时，已很少有人把这种问题归到政府头上或制度上，主张要通过推翻政府、推翻制度来解决这个问题，很多人的思维已经改变了。改变的原因，我认为是由於“六·四”，由於苏联东欧的变化以及美国和西方的态度。所有这些使中国从上到下形成了一种共识：中国一定要稳定，有稳定才能有发展，必须在一个强有力的集团领导之下，有秩序、有阶段的变革，这是最佳方案。与北京的出租车司机聊天，他就说，中国不改革就会跟北朝鲜一样，改的太猛，会跟苏联一样。他认为现在的办法可以，这说明中国人从上到下都比较成熟了。
到中国一些大城市，你还能听到有人讲一国两制、和平统一；而在基层，谈的都是经济，生产，吸引外资。从省、地区到县，都是一门心思要把经济搞上去，而别的事情已经很少花时间去争论。他们知道美国和西方国家的老百姓比自己生活得好，知道中国与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有很大的差距，但人们更清楚地知道，没有甚麽很好的办法马上能变成那个样子，只能通过自己的努力，而不是通过推翻甚麽人，打乱甚麽东西，来变成西方那个样子。所以没有那麽多的狂热和狂躁。你问很多人，尽管他们对政府有很多意见，但他们会说中国不会出甚麽大乱子。
这次回到中国，感到人们的自信心恢复了许多，去掉了许多狂热，去掉了很多幻想。中国人对自己在世界发展中所处的位置很清楚很现实。没有了那种一天两天就能赶超西方的狂热；也不再抱有甚麽人能够拯救中国人的幻想。通过十年来的努力，中国人知道了自己也可以做其他人能做到的事情，只不过需要时间而已。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，这是成熟社会发展的标志，这也为政府的改革政策的实施，提供了一个很大的回旋馀地。老百姓见识多了，对问题的承受能力也增强了，诸如物价上涨，不公平现象，以及一些不文明的东西，老百姓都不会像以前那样有激烈的反应。人们已经理解既然是搞市场经济，就会有竞争和优胜劣汰，就会有失业。在市场化经济的过程中，老百姓的承受能力也在逐渐加强。当年市场刚刚对外开放，人们担心向西方开放市场，所有的家电产品会被日本一统天下，中国的家用电器工业会被冲垮。但事实上，经过这些年的消化，今天你到中国去看，从电视、冰箱、洗衣机到电脑几乎是中国产品一统天下。这次回国想为母亲更换一台电视，征求亲戚们的意见，一致主张买四川长虹电视，价格便宜，质量又好。我到百货大楼买电视时还犯愁，如何将电视拉回家去，服务员告诉我，只要填一张卡片，写明家庭住址，当日下午一点半之前一定送到，并负责免费安装调试好。
(四)
一个国家的发展，光靠政府的努力，光靠精英分子的觉悟是不够的。如果没有普通老百姓做後盾，很难成功。如国营企业的改革，中国老百姓与中国政府做到了患难与共，风雨同舟。老百姓认识到国营企业有很多人下岗，不属於指导方针的错误。不象当年的大跃进，决策错误盲目上马，生产出一些根本无用的产品，造成国民经济的倒退。也不象文化大革命，停工停产，大家没有事干，有需求也不生产。国营企业职工下岗，是市场竞争中的正常现象，并不表示社会生产总量下降，也不影响市场供应，不影响消费者的利益。这是经济改革不可避免的过程，是中国经济浴火重生必须忍受的阵痛。唯一不满意的，是人们认为政府在推动市场经济时，没有预料国营企业的竞争力这么差，没有做好社会保障和职业再训练的工作。这其中存在一个现象是，北方人适应这种下岗的能力比南方人差一些。南方人会去寻找新的就业机会自己干，北方人对长期的大锅饭习惯了，一时还不太适应。单就北京整个就业市场来说，不是没有工作机会。北京生活着上百万的外地人。上百万外地人就意味着上百万的工作机会。如果北京人自己能干的话，河北人、安徽人、江苏人也就不来了。
干部的腐败、行贿受贿问题，的确很严重。原因是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，法制不够健全，两种机制运行中造成了空挡造成的。如有些东西已经在市场上流通了，靠价格公平交易，基本上没有太大的油水。但仍然有相当一部分属於计划经济靠指标调配的物资。有权力的人便有机会发这种财。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没有完结时，就存在这样的空子，这应该看成是经济体制转型中发生的问题。老百姓也意识到，不能因为这种问题的出现就停止体制转型，退回到计划经济中去。唯一的办法是，一方面继续推进经济体制改革，另一方面想办法将损害面减少到最低程度。
实际上，吏治或者说公务员队伍的管理，东西方各有两个办法：西方是靠民主选举，舆论监督；东方是通过严格选拔和不断地搞运动。中国在舆论监督还没有成形的时候，只能用传统的办法。比如三讲，实质上就是搞整风，一个个人过关，让群众提提意见。政府一方面加强立法，另一方面是通过年轻化、专业化来淘汰不合格的干部。这次回国发现，干部不仅年轻了，而且专业化程度都提高了，许多县长、市长都是硕士、博士，名校毕业，而且不少是留学回去的。山东泰安市长、副市长、市委书记都是有学位的。
(五)
中国社会目前所存在的问题，与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曾发生的问题有一点不同。在五八年大跃进时，基层已经饿死人了，中央高层还认为是大丰收；文化大革命时，基层百姓已经怨声载道，中央高层还认为是形势大好。但这一次，我的感觉，领导层已清醒地知道失业及腐败这两个问题的严重性。他们正在想办法去解决和减低这种危害。
现在的中央领导层注重承上启下，不否定以往的历史，对毛泽东、邓小平都给予充分肯定，但又不因循守旧，不断前进。这是明智的。一个政权如果经常割断自己的历史，割断传统，经常打自己祖宗的嘴巴，是绝对没有任何好处的。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不一样。首先中国共产党是民族主义的，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，它并不是一开始就搞意识形态，实现马克思主义，所以斯大林总怀疑毛泽东是民族主义者。这也就是中国共产党当年为甚麽没有跟着苏联跑、和苏联闹翻的原因。
其次，中国共产党也是中国近百年反帝、反封建、反压迫力量的结晶。很多事情其实是当年国民党应该完成的，但由於国民党自身的弱点，它既不能统一国家，也不能驱除外敌，所以历史不可避免地将责任转到中国共产党身上。中国共产党基本上把这两项完成了。下一步是把国家搞富强了，把法制搞健全了，并逐步地实施民主。在这些历史任务没有完成之前，我认为中国共产党不会退出历史舞台。如果中国真正搞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，国家统一基本完成，那个时候民主政治就会水到渠成，不是甚麽问题。当然这会是中国式的，不会和西方完全一样。
中国改革取得今天的成就，基本上是国内的中国人和共产党人自己干出来的，并不是由於美国人的援助、苏联人的援助或者是由於某种海外实力集团的援助的结果。而且在改革的过程中，国家并没有被控制和瓦解，这也是令人佩服的，是不容易的。尽管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犯过很多错误，但共产党内有很多非常能干和聪明的人，它能从井岗山一败涂地翻过来，可以从长征走过来，可以从八年抗战打过来，直至从文化革命崩溃的边缘挺过来，这确实说明她有着极强的生命力，是一个领导中国社会的强有力的集团。
民意如流水，十年河东，十年河西。在经历了“六·四”政治风波，香港回归中国，亚州金融危机，华东抗救灾，美中和台海的数度危机之後，中国老百姓对共产党的性质和能力有了新的体认。这些年西方不仅没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施以援手，反而动辄制裁围堵，反倒是全世界华人华侨出钱出力帮助中国。这次国庆五十周年庆典，中国政府没有邀请外宾，也没有邀请各省市的内宾，却有一万多华人华侨从全世界，以各种形式组团回国观礼。在北京十一庆典的阅兵式上，一位来自台湾的老学者不胜慷慨，他对我说：“我不懂这些兵器有多先进，起码大陆这边的人气很旺。”人心向背已是不言而喻。
北京老百姓茶馀饭後侃的一个话题是：在海峡对岸的中国国民党还能不能在明年大选
後继续干下去？会不会由於两国论引发海峡两岸战争，亡党亡国，从此退出中国的历史舞台？人们不能理解，国民党在台湾成功地实现经济起飞、政治转型之後，打出的牌不是两党论，而是两国论。这就明明白白在全世界的华人华侨面前输了理。难怪一位研究中国现代史的学者说：中国国民党先天不足，总是关键时候上不去。
(六)
中国目前的需求太大了，到处都在建设。上海黄浦江已经有五座桥、四条隧道，还要建。中国庞大的人口带来巨大的需求，这次回去看看，我对人口问题的看法有一点改变。象其他任何事情一样，人口也有其利弊两面性。在北美，同样是资本主义，加拿大与美国的经济相差很远。我曾请教过专家的看法，他们认为经济的发展、如果没有一定的人口密度、没有一定的消费，就没有市场，就谈不上发展。
从亚洲来看，日本、南朝鲜、新加坡这些地方，由於人口数量的关系，富裕起来以後，劳动力成本也上升了，它们不得不向中国投资。这不是他们热爱中国，他们是从利润出发，必须向那些不发达的、但智力、知识水平、技术水平并不低的地方转移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如果在计划经济之下，政府养这么多人口是个包袱，那么在市场经济之下，人口反而变成了一种宝贵的资源。 尤其是中国东部、中部、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，这样就需在人力资源方面向纵深做长期的战略储备。在这种格局之下，中国在全球经济发展竞争中，即使其它因素都打平了，不如材料一样、运输成本一样、技术水平一样，但仍将占优势。因为廉价劳动力谁也拿不走，你不可能将中国西部农村的廉价劳动力运到美国来。当然你可以说非洲等国家也存在廉价劳动力。但那里由於教育及国家的政治稳定等因素，没有那个国家能比得上中国。如果中国一直保有这样的状况，仅人力资源的优势就可以持续五十年至一百年。即使沿海地区的人力涨到每月两千美元，还可以把企业放到河南、河北、江西。等这些地区人力价格抬高了，还可以将企业移至山西、陕西、甘肃、青海……。这种廉价劳动力的梯队可以开发很多年，就象美国的土地资源和中东的石油资源一样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我们人口众多这份历史遗产并不坏，它可以使中国永远保持一个低价位的竞争能力。只要中国不搞地方割据，全国一盘棋，这种优势可以开发很多年，一直到把全中国都带动起来。这大概也是全世界的企业家都愿意到中国大陆投资的原因之一吧。
国内老百姓对美国的问题集中在，美国的国会为甚麽那样反对中国？为甚麽总与中国作对？这也说明尽管资讯很发达，但双方还都有许多彼此不够了解的地方，尤其是美国对中国的了解更少。我觉得美国参议员、众议员如果也到中国看一看，一定会改变对中国的看法。中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但外界并不是很了解，中国要学会推销自己，这很重要。
作者：美国波士顿剑桥中国文化中心董事长
波士顿美中文化研究所副所长
